柳萌 高莽画

　　高莽先生的身份，真不知如何定位好。

　　学者、作家、画家、翻译家、编辑家、文化使者，哪一样都不是徒有虚名：说他是学者，因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；说他是作家，因为他出版有几十种散文书；说他是画家，因为他画有大量国画；说他是翻译家，因为他用“乌兰汗”笔名翻译有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；说他是编辑家，因为他曾任《世界文学》杂志主编；说他是文化使者，因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给他授过勋章，最近又获得俄罗斯“高尔基文学奖”，这就是我认识的高莽先生的身份。

　　可是当你见到他时，你就会惊奇地发现，哎哟，这么一位文化界名人，怎么连一点架子都没有啊，说话嘻嘻哈哈，做事实实在在，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是个随和、厚道的人。水多河静，土厚山重。有学问的人，有本事的人，越发平易近人，这种品德在高莽身上，体现得好像非常明显。

　　既然这篇小文章，要说高莽给我画像，咱们就说画家高莽吧。

　　画家高莽最擅长的作画内容，就是文学界———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界人物画，像普希金、高尔基、果戈理等大作家的形象，都曾经生动地出现在他的绘画里。他画的一幅大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画像，至今悬挂在俄罗斯作家协会大楼。他有时也画风景画，我就有他赠送的一幅，而且是裱装好赠送的。高莽有时参加文学集会，都不会忘记他的画家身份，总是随身带个速写本和笔，哪位作家的表情或神态，触动了他的灵感和激情，他就立刻匆匆勾勒几笔。有次在欧美同学会开会，我坐在他附近的位子，大概正好进入他的视界，就给我画了一幅面部速写，然后悄悄递过来让我看了看，我本想就势掠为己有，却不料他手急拿走了，说：“等我回去整理出来，再送你。”从此，高莽就欠下我一笔画债，可是他好像完全忘记了，以后见面从不提此事，我当然也不便死乞白赖地要。

　　１９９４年有天去协和医院看病，刚在候诊室坐下，只见高莽走了进来，就招呼他坐我旁边，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候诊。说着说着，他从随身带的布袋里，拿出笔和几张白纸，说：“我给你画张像吧。”听后，我想这可是个要账的机会，就说：“你还欠我一张哪，那年在欧美同学会开会，你画了我，说把画给我，后来连提都不提，这回可别糊弄我呀。”“那好，这回当场兑现。”他说。

　　他看我片刻，画上几笔，再看我几眼，又画上几笔，不一会儿，一幅我的头像，就画成了。题签完“高莽速写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”字样，交我看过后，马上又拿了回去。思忖稍顷，他说：“咱哥儿俩，老在这地方见面可不好。”说着他在画上写道：“柳萌兄一笑———画于八宝山前几站……”刚递给我看过，他好像觉得有点失口，于是又拿了回去，在“画于八宝山前几站”字句后边，填写了“指我而不是你”几个字，并用括号括上。这才送给我。

　　看后，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，既觉得开心好玩，又好像悟出点什么道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高莽先生性格的豁达，以及对生死的泰然，还有对朋友的体恤。我说：“何必呢，咱老哥儿俩结伴而行，多好，一路上不会寂寞。我还可以看你画画。”说着又是一阵笑。高莽老兄以为我忌讳“死”字呢，其实我和他一样，早把这件事想清楚了。在７０岁将临的时候，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和分管干部的书记，到家来看望我，我就非常明确地说“活着不过生日，死后不开追悼会”，只想活在生与死的过程中。我写过一篇散文《从来不过生日》，发表在１９９８年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，就是要表明我对生与死的态度。

　　现在，距高莽为我画像的时间，转眼已经８年时光过去，高莽和我都还硬朗朗活着。趁写这篇小文之际，我倒想打油一首赠高莽兄，感谢他为我作画：春秋移换已八载，八宝山中未收留；多做善事少害人，何须佛前勤磕头。